蓬莱、方丈和瀛洲三神山中，蓬莱知名度最高，也出现最早。对于其来历，后世常以海市蜃楼的光学现象进行解释，这是后人以自己的知识结构解读古人观念，神仙思想形成的背景难以用后人眼光判定。
蓬莱是由蓬和莱这两种分别指野草的词组合而成，其形成固定的组合经历了复杂的过程，随着野草生存环境的变化，其含义也发生变化。
《说文解字》“屮”部：“蓬，蒿也”，蓬就是蒿，蒿既可指蒿类植物的总名，又可专指青蒿。《诗经》时代，人们对蒿类植物就有较多认识，诗人经常用这种草进行比兴，如《卫风·伯兮》有“自伯之东，首如飞蓬”，《小雅·采薇》中“呦呦鹿鸣，食野之蒿”。属于蒿类的还有“艾蒿”（萧）、“牡蒿”（蔚）、“白蒿”（蘩）、“莪蒿”（菻）等。
蓬草
《诗经》中也经常提到采萧、采蘩等，如《小雅·小明》中“采萧获菽”，《小雅·蓼萧》中“蓼彼萧斯”，《王风·采葛》中的“彼采萧兮”，《豳风·七月》“采蘩祁祁”等，这里的萧、蘩属于蒿类，但与青蒿是有区别的，春秋中叶以前人们对这些区别就很清楚，《小雅·蓼莪》中说：“蓼蓼者莪，非莪伊蒿”，“蓼蓼者莪，非莪伊蔚”。
青蒿
可见莪虽然远看像青蒿，但与青蒿、牡蒿都不是完全相同的植物，但秋后可以统称为“蒿”，《尔雅·释草》：“蘩之丑，秋为蒿”。郭璞注：“丑，类也。春时各有种名，至秋老成，皆通呼为蒿”。吴其濬说：“夫百草以蒿类最繁，而为用亦众；尝之为药；茹之为蔬。其臭也，焚以为薰；其明也，燎以为烛。”
《说文解字》：“莱，蔓华也。”也就是“藜”，《玉篇》卷十三说：“莱，藜草也。”《广韵》说：“莱，藜草。”《小雅·南山有台》中“南山有台，北山有莱”的“莱”就是此物。
藜
《诗经》时代，蓬和莱这两个词分别被写进诗中，主要作为起兴的手段，没有成为单独的一个词，也没有被详细描写过。根据《中国植物志》，在中国内地分布最广的青蒿和黄花蒿主要生长在路旁、荒地、山坡、林缘等处，这些草主要生长在长期没有耕种的土地上，王念孙《广雅疏证》云：“藜藋多生不治之地”，又云：“今野地多生藜。”
这些草主要生长在人际罕到之处，并非田间野草。西周分封以后，诸侯率领分到的氏族建国，贵族居于国都之中，都城之外是广阔的原野，不仅国与国之间疆界多是草莱，各诸侯国内也地广人稀。西周后期，中原诸国国内尚荒草丛生，郑桓公之封是在西周后期的周宣王时期，其国土主要由虢、郐二国所献出的十个城邑构成，初到该地时，还要铲除野草，《左传》昭公十六年记子产说到郑国初封时郑桓公与商人之间的关系：“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，皆出自周。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。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。”
灰藋
可见当时荒地甚多，此处虽然只举出蓬蒿藜藋四种，实际指各种野草，杨伯峻先生注释说：“四名代表各种野生草木。”之所以以之为代表，是因为这几种草在没人耕种的土地上生长最为茂盛。
春秋时期，随着生产力的提高，人口的增长，荒地逐渐被垦辟，蓬蒿等野草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，《史记·封禅书》记齐桓公曾经计划封禅而遭到管仲反对：“今凤凰麒麟不来，嘉谷不生，而蓬蒿藜莠茂，鸱枭数至，而欲封禅，毋乃不可乎？”
按照相传的封禅条件，各种祥瑞都具备了才能举行，而招致祥瑞的手段在政治，“蓬蒿藜莠”茂盛是政治还不够清明的结果，可见，春秋时期人们看重荒地的开垦。到了战国时期，只剩下几个大国，国家之间竞争激烈，田野开辟是各国政治中最重大的事情之一，它不仅关乎内政，也是战争环境所必须，
蒿里（意境）
《管子》中《立政》《八观》等篇，《商君书》等都提倡甚至立法鼓励开垦荒地，尽地力之教也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来。《吕氏春秋·孟春纪》说，若孟春行秋令，则“疾风暴雨数至，藜莠蓬蒿并兴”，这里“藜莠蓬蒿并兴”与管仲所说的“蓬蒿藜莠茂”意思完全相同，只不过在战国末年，出现这种情况，不仅不能封禅，还成为国家的大患。可见，田野长满野草是不正常的情况。
四种草名并称的不固定，表明并未成为一个词，蓬等于蒿，藜（莱）等于藋，在战国双音节词逐渐增多的语境下，遂以简化的“蓬藜”或“蒿莱”指以蒿类植物为主的各种野草。之所以用两种草名并列成为新词，是因为蓬（蒿）与藜（莱）具有共性，即都在未垦辟或者长期抛荒的土地生长。田野开辟，蒿和莱等草在野外不容易看到，荒地都已被开垦，青蒿和莱只有在平常人少去的墓地最为多见，至迟到战国中期，“蒿里”已经成为坟墓的代称。饶宗颐先生在讨论出土于安徽寿县的曾姬无卹壶铭文中的“蒿间之无匹”时指出蒿间即蒿里，“知蒿间、蒿里原指蓬蒿没人之葬地，不必泰山下也。”该壶是战国中期楚国所造，草与坟墓的关系已经被广泛认识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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