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药功效是临床用药经验的总结，其与特定的给药途径和给药方法密不可分。古代的给药，虽然有烟熏吸入之类，但其对于中药整体功效表述的影响，可以忽略不计。其主要给药形式是通过口服，或皮肤、黏膜外用，所以，文献中所载中药功效一般只是通过内服或局部外用后产生的作用。现在我们使用某种中药，只有和最初的给药途径相同时，其所载功效才能重现；否则，原有功效或者消失，或者会产生另外的未知作用。例如乳香，其“活血止痛”功效，是从该药经过口服和局部外用两种给药途径总结出来的，因此，现在不论通过内服或外用，均可收到预期的“活血止痛”疗效；而其“生肌”功效，则是通过《疮疡经验全书》海浮散等外用方剂，“以其研末外用于疮疡溃破、久不收口”而总结出来的，故口服后不可能收到“生肌”的效果。另如硫黄“杀虫”功效对于“疥虫”的作用，亦是通过皮肤局部外用而达到的，而且疗效非常显著，如果通过口服，则不可能有丝毫“杀虫”之力。此外，大黄为泻下攻积的要药，此乃口服之功，假若皮肤外用，自然不能成为泻下之品。此类功效甚多，学习掌握和选择使用时，必须心中有数。目前，随着中药剂型的发展，特别是针剂的出现，改变了几千年来传统的用药途径。一方面，很多中药通过肌肉或静脉注射被发现了新作用和新用途，如青皮、枳实提取物制备的注射液有升压作用，用于多种心源性休克有效；另一方面，如果改变原有的用药途径，各种中药经过新途径给药后其曾被证实的功效是否还会存在？如大黄的提取物经静脉给药后能否泻下通便，在未经研究之前，是不得而知的。但迄今为止，中药功效在内容上还没能反映出剂型改革所带来的变化。我们现在学习所涉及的中药功效一般是指该药物内服或外用的功效，这并非定义的必要规定条件，而是客观用药历史状况所决定的，也是中药新剂型研制时必须注意的问题。至于中药的给药方式，涉及面较广，包括品种来源、剂型选择、用量多少，甚至植物药和动物药的干与鲜等等。例如，青蒿一药，目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（年版）［以下简称《中国药典》（年版）］虽然规定以菊科植物黄花蒿（ArtemisiaannuaL.）为正品，但是古代在应用中，还存在以下几种现象：如有时常用其近缘植物青蒿（A.apiaceaHance）；又如在很长时期内，河北、山东、江苏、福建、广东、广西、湖南、湖北等地，有将茵陈蒿（A.capillarisThunb.）或滨蒿（A.scopariaWaldst.etKitaib.）作为“青蒿”使用；而在江苏、上海和四川部分地区，又以牡蒿（A.japonicaThunb.）作为“青蒿”使用。经过研究，具有“截疟”功效的“青蒿”，只是黄花蒿，其他“青蒿”都不具有这一功效。不仅如此，黄花蒿用以截疟还不能经高温煎煮，否则无效。葛洪《肘后方》明确记载，治疗疟疾必须以新鲜青蒿“一握，捣汁服”，可见其实践基础的坚实。绝大多数中药，不论是采用汤剂、丸剂、散剂或酒剂，都会有相同或相似的功效，但并不尽然，不少中医药人员对这方面的了解还不够。例如苏合香，由于其性状是半流动性浓稠液体，不可能加工为细粉而作散剂；如果作为丸剂，将该液体物与其他药粉混匀即可。而苏合香发挥“开窍醒神，散寒止痛”功效的有效化学成分，又是极难溶解于水的。因此，历代选用苏合香的复方，只有丸剂和酒剂，如果改作汤剂，则不会有效。令人遗憾的是，迄今不少中药专著，尤其是本应具有很高权威性、科学性的中药专业教材和《中国药典》等，一直在“用法与用量”项目下称其“入丸散”，足以表明这些作者只是闭门造车，而缺乏实际的用药知识。再如甘遂、大戟与芫花，其峻下逐水的有效成分，均难溶于水，故《伤寒论》十枣汤，只以十枚大枣煎汤，以汤送服此三药的粉末。也就是说，甘遂、大戟与芫花的“峻下逐水”功效，只是相应于散剂而言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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